军统郑耀先简历(郑耀先如何加入军统?)
郑耀先是怎么打入军统并晋升上校的?这个问题,看电视版的《风筝》是找不到答案的,这是因为播出的时候删掉了很多场景,但是我们看原版(或者叫送审版)《风筝》,就能从两首歌中推测郑耀先履历:他通过很常见的渠道,跟戴笠加入了军统。
成功狙杀中统大员高占龙后,郑耀先用高占龙准备好的美食,招待了狙击手、军统上尉宫恕:“高占龙不是都替我点好了?”
毕业于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宫恕已经当了八年上尉而没有晋升,遇到曾短暂当过临澧班教官的郑耀先,他很有心计地唱起了歌,估计那首歌现在不可唱,所以大家没看到,笔者也不复述歌词了,但是郑耀先却一下就听出来了:“这首歌是你们训练班的班歌,也是我们军统现在的局歌。”
郑耀先很“谦虚”地表示:“那其实我是挂了一个虚职啊,你们真的教官,是我的四哥徐百川。”
关于临澧特训班班歌变成军统局局歌这件事,曾任临澧特训班行动术教官、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,在回忆录《军统内幕·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——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》中有过描述:“戴笠对这个班特别喜爱,连这个班当时开玩笑似地通过的一首所谓‘班歌’,不仅成为以后所有的特训班的班歌,而且也成为军统局的“局歌”。过去每个军统特务都会唱的这首‘班歌’,不但在军统每年的‘四一大会(军统成立每周年纪念大会)’开会完毕时要唱,并且在‘纪念周’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它。”
沈醉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,所以他的回忆录中可以全文附录歌词,笔者引述可能就不太好了,反正读者诸君也不愿意学唱。
据沈醉回忆,当年很多军统特务也纳闷:为什么每次集会要唱一次“班歌”?不是特训班集会,不是特训班的学生为什么都要唱会它?
这首带着戴笠最喜欢的“智仁勇都健全”词句的班歌,诞生的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。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,把阿道夫党徒那里学会的歌改编后在班务会上表演,几十个教官和职员都笑出声来。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(沈醉的姐夫)专门找了几个懂音乐的人帮他修改,然后每次班务会都要由蒋镇南以后每次班务会上都要唱一遍“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”,结果大家不厌其烦,纷纷敷衍“可以了”,结果这首歌定调之后居然被戴笠大加赞赏,这是谁也没想到的。
宫恕大唱临澧特训班班歌,打酱油的教官郑耀先显然不太感兴趣,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沈醉的另一段回忆: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、王崇五、陆遂初、王班联、贺元、徐永年、吴景中等。这些重要负责人,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。”
吴景中就是我们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看到的那个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,他在调任天津站站长之前,还当过临澧特训班情报教官兼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、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(所长是也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郑介民)、军统西北区区长、军统东北区区长。
军统各特训班里叛徒出身的教官不止沈醉罗列的这几个,临澧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(正主任当然是戴笠,余乐醒负责实际工作)、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,也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“南昌行辕调查课”课长邓文仪用中校上校军衔诱惑“叛变”的。
“叛变”二字之所以加引号,是因为毛人凤发现余乐醒家的浴室里藏着地下党的电台(沈醉的母亲也听到过发报声,但严令沈醉不得举报),程一鸣则在1964年完成潜伏任务后成功从澳门凯旋(程在毛人凤败逃上岛后当了军统澳门站站长、“情报局”澳门组组长),所以他们是真叛变还是假叛变真潜伏,谁也说不清楚,也不可能说清楚。
余乐醒和程一鸣是不是“奉命叛变”打入军统说不清楚,但是郑耀先肯定不是先当军统特训班学员后当教官最后才熬到上校、少将(郑介民后来给的)军衔的,所以那首所谓的“临澧特训班班歌”、“军统局局歌”,只能证明他的履历中有“特训班”一条,还不能查清他是咱们加入军统的。
据郑耀先自己说,他是受苏区政治保卫局委派,于1932年打入敌人内部,代号风筝。
这样推算起来,郑耀先打入军统(当时叫复兴社特务处),是在红军长征之前,戴笠当特务处处长还不到一年,那时候既没有军统之说,也没有什么特训班,郑耀先肯定不是通过“学习”或“教学”而加入特务组织的。
郑耀先对临澧特训班班歌不屑一顾,却表示对另一首歌很有感情,这也恰好能说明他是怎么跟戴笠搭上关系并称兄道弟的。
在微笑着打断宫恕歌唱之后,郑耀先很动情地先说后唱,并且把那首歌唱完了(还有背景和声,这段播出的时候也没有):“不过我还是喜欢当年黄埔军校的校歌,怒潮澎湃……携着手,向前行,路不远,莫要惊,亲爱精诚,继续永守。发扬吾校精神!发扬吾校精神!”
郑耀先为什么对黄埔军校校歌印象深刻并能有板有眼地唱完,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——1932年,黄埔六期生戴笠就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,自然是要从“学弟”中拉几个亲信。
会唱并很愿意唱黄埔军校校歌的郑耀先,必然是黄埔毕业(非黄埔生唱此歌,是要挨黄埔生耳光的):1930年5月黄埔军校第八期招生,1932年3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八期学生并入,1933年毕业;1931年3月6日,黄埔军校第九期学生入学,1934年5月毕业;第十期学生分为两批,第一批1933年7月15日、第二批1933年8月入学,第一批于1936年6月16日毕业,第二批于1937年1月毕业。
这样算起来,郑耀先极有可能是黄埔第八、九、十期学员,不管怎么算,都是戴笠的“学弟”,而徐百川则有可能是沈醉和吴敬中在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同事徐永年。
据沈醉回忆,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,老蒋只给了戴笠一个副处长郑介民和一个主管会计的徐人骥,“其他的人员都是他自己慢慢找来的”。
戴笠曾经在上海混过一段时间街头,但正如高俅发迹后跟过去的“伙伴”断绝来往一样,戴笠当上特务处处长之后,自然要跟那些泼皮混混一刀两断,所以他发展特务,只能从黄埔生中去找。
原军统局东北区区长、徐州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,跟沈醉一样,在特赦后当了文史专员,他写的《戴笠其人》,也证实了沈醉的说法:“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,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,张炎元、周伟龙、唐纵、徐亮、马策、胡天秋、梁干乔、郑锡麟等九人都是黄埔学生。他紧紧抓住这个黄埔发祥的龙脉,造成清一色,穿的是‘黄’马褂,拥的是‘黄’字旗,然后才有戏可唱。”
据文强回忆,戴笠私下里对老蒋有四个称呼:“‘校长’是对清一色黄埔同学用的,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,摆给校长看。”
通过沈醉和文强的回忆录,以及郑耀先和宫恕在“玫瑰饭店”中唱的那两首歌,睿智的读者诸君当然能推断出郑耀先的基本履历和他加入军统(复兴社特务处)的方式:在那个年代,考入黄埔军校,无疑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最佳方式——不但能得到老蒋和戴笠的器重和信任,而且晋升也比别人快。
吴敬中当过两个军统大区(管几个省站)的区长,但军衔最高才是少将,而黄埔四期生文强在东北区就晋升中将,那也是“同学”抬轿子,校长特批——很多人都认为文强是到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才晋升的中将,事实上文强的中将军衔是在1946年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期间晋升的,领衔保举他的,就是黄埔一期生、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,戴笠也出了大力——戴笠是黄埔五期“入伍生”,后来编入黄埔六期骑兵科,戴笠刚进入黄埔的时候,应该是对上一届名气很大的文强有所了解的。